中国既然离不开煤炭，又要面对煤炭资源匮乏、水资源奇缺、污染物排放增加、技术不经济和投资回报不确定等不利因素，就不应该盲目地去煤炭化。
雾霾一次又一次袭击着北京，华北、东北等地区也未能幸免！人们将造成雾霾的罪魁祸首认定为煤炭和汽油等一次能源。
于是，去煤、去油、改用气就成了救命稻草甚至成为国策，不仅煤改油大行其道，而且煤改气也步入前台。锅炉换胃烧气、汽车换肺耗气，市场各方忙得不亦乐乎，大有不将煤炭或低标号汽油置于死地誓不罢休之势。结果是，各种政策出台，投行穿针，银行放贷，举国上下一场声势浩大的“去煤炭化”运动方兴未艾。
不过，有研究显示，去煤炭化是有问题的！其中，在煤制气中，1吨煤仅能生产1110立方米左右的天然气，却要耗6吨水，并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，是传统天然气工厂的7倍。若折算成车用燃料，其温室气体排放量是传统汽油燃料的两倍。在煤制油中，转化1吨燃油需耗4吨煤、10吨水，而每使用3吨原煤就要排放1吨污水，且排放二氧化碳量是原油精炼的7～10倍，使每吨标煤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3.3倍。
这组数字的确给去煤炭化的可行性和安全性打了个大问号。
当煤炭以固体能源的形式转换为液体或气体形式时，必定要有能耗！如果排除供给可能性、战争等其他因素，这种能源形式间的转换本身极不经济甚至是对资源的浪费。
从目前煤制气的生产成本曲线看，煤价每吨上涨100元，气价每立方米将上涨0.43元。看似煤制气非常具有竞争力，且论证科学可行，但模型中不含资源租金。一旦政府调整租金和税收追求社会公平，模型的斜率将会陡升，进而导致煤制气的产品价暴增而丧失原有的竞争力。
1950年时，中国煤炭的储采比是3816，即可开采3816年，堪称“富煤”之国，国人为之骄傲。可随着煤炭出口换汇战略、含有能源价格补贴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等一系列战略的实施，我国煤炭剩余可采量急剧下降，甚至已成为了真正的贫煤国家。若按现行的能源管理模式和开采趋势继续运行下去的话，本世纪中叶就将无煤可采。
无论是煤制油还是煤制气，耗水量都十分巨大！我国西北和新疆地区是去煤炭化的热点地区，也是缺水地区。即使2030年“南水北调”东线方案完工，实现了93亿立方米的供水规模，也低于“十二五”时期煤电基地到2015年99.75亿立方米的总需水量，缺水已是煤化工产业的魔咒。可如今，为解燃眉之急，大量的取水工程已使许多地区的地下水位下降，直接影响到了农田浇灌、农牧民和牲畜的饮水、天然植被的生长和沙漠化。
从CO2污染进程看，尽管去煤炭化可缓解北京等大城市的雾霾问题，但这一过程中的排放总量要超过燃煤发电所排总量，还会进一步恶化大气环境，增加大气中的酸性物质含量，并加速酸化分解空气中固体悬浮物成为PM2.5的进程。一旦气象条件成熟，它们依然会在不利污染物扩散或容易蓄积污染空气的城市上空置留。
因此，在面对有可能对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时，去煤炭化不是救命的稻草！
有研究表明，全球煤炭消耗量在2020年时将增加25%至45亿吨石油当量，高于石油的44亿吨，中国将占全球煤消耗量增幅的三分之二。
中国既然离不开煤炭，又要面对煤炭资源匮乏、水资源奇缺、污染物排放增加、技术不经济和投资回报不确定等不利因素，就不应该盲目地去煤炭化，不应实施煤制油和煤制气等因噎废食的项目，而应加大对清洁煤炭技术的研发、投入和推广。中国在国际上要积极参与天然气堂吉诃德式的市场博弈，并用外汇储备购买所需的天然气、LNG和煤炭等一次能源，而不是去购买不断贬值且收益率极低的美国国债；在国内要积极推广使用生物燃油等可再生能源，推进能源价格的市场化，用价格杠杆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。
